12月6日，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家发改委会同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《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》（简称《治理规划》），标志着未来一个时期指导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有了基本依据。

规划基准年为2017年，期限为2018—2025年，其中近期为2018—2020年，远期目标至2025年，并展望到2035年。规划区范围27.16万平方公里，包括洞庭湖流域以及洞庭湖区荆州市江北部分。

2014年国务院批复了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》，为何此时又要出台《治理规划》？重点从哪几个方面开展综合治理？有何政策保障？就此，红网时刻记者对《治理规划》进行了梳理。

背景：部分地区供水保障能力不强、水体污染形势严峻、生态系统退化

2014年，国务院批复了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》。这几年来，湖南、湖北两省大力推进洞庭湖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，洞庭湖水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。

主要体现在，规划区目前已形成蓄、引、提、调水源工程相结合，排灌渠系相配套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，防洪减灾能力得到明显提升。

2016—2017年，湖南在湖区集中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。累计疏浚大中型沟渠4.3万公里；基本实现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退出；依法拆除天然湖泊矮围网围，整治河湖岸线长度4613公里，清理垃圾38万吨；全面排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，累计整治2860家不达标企业。加强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，总磷等主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逐步减少。

但受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制约，以及近年来入湖江河水文节律的变化，洞庭湖面临部分地区供水保障能力不强、水体污染形势严峻、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。

为此，《治理规划》明确，到2020年，洞庭湖区城乡供水安全能力进一步提高。到2025年，洞庭湖区城乡供水安全全面保障，规划区水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，生态系统良性发展。到2035年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，规划区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部达标，建设美丽洞庭湖目标基本实现。

重点：划定供水安全保障等三个治理区，全面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

根据规划目标和治理任务，为进一步突出重点，《治理规划》明确，划定供水安全保障重点治理区、水污染防治重点治理区和水生态修复重点治理区。

供水安全保障重点治理区为四口水系地区、洞庭湖其它地区。在治理区范围内，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，推进再生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。推广节水器具应用，推行阶梯式水价。

采取“引水、蓄水、配水、活水”等综合措施，建设一批蓄、引、提水源工程。在洞庭湖周边鼎城区、汨罗市、澧县等丘岗区，新建或扩建水库水源工程，提高水源保证率。

对供水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，科学编码并划定水源保护区。对供水人口小于1000人的饮用水水源，参照有关技术规定加大保护力度。实施中途加压站和配套管网延伸工程，将具备条件的城镇周边农村居民纳入城乡一体化供水。

水污染防治重点治理区为，规划区72个水环境控制单元中对洞庭湖水质具有重大影响的17个控制单元列为优先控制单元，并组成水污染防治重点治理区。

在治理区范围内，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，新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严格执行一级A排放标准。加快实施洞庭湖区生态敏感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，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。

新设立和升级的工业集聚区必须同步规划和建设污水、垃圾集中处理设施。全面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，推进重点行业氮磷排放总量控制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力度。

水生态修复重点治理区为东洞庭湖湿地等4处重要湿地、壶瓶山等5处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、南洞庭湖大口鲶青虾中华鳖等2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部分生态受损区域，以及其他集中连片、破坏较严重的生态敏感区域。

在治理区范围内，建立并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，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、省级重要湿地开展生态补偿试点。重点对大通湖、珊珀湖、天星湖等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水生态环境较差湖泊开展生态修复，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。

加强生态湖滨带和水源涵养林等生态隔离带的建设与保护，逐步减少洞庭湖人工种植芦苇面积。在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，对防风防浪林和抑螺林逐步进行树种调整。

保障：引导生态受益者、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

《治理规划》明确，地方各级财政要统筹资金渠道，优化支出结构，突出治理重点，在避免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，加大对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投入力度。

在城市供水、垃圾污水处理、废弃物综合利用等领域，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，有效盘活存量资产，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。建立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，引导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。

加快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，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，全面提升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能力。研究出台湖南省洞庭湖条例，加强对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，强化依法治湖。健全环境保护信用评价、信息强制性披露、严惩重罚等制度，将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公示系统，建立环境污染“黑名单”制度。